現代性發展計畫的一項主要特徵是，當科學技術無法處理問題與爭議時，往往訴求投入更多資源發展科技。在《科學月刊》四十周年論壇上，論者舉美牛進口等爭議而感嘆於科普教育失敗，其科技本位的邏輯是清楚的：失敗，因此要投入更多資源、培育更多的科學人、更進一步地推動科學教育。筆者認為，問題也許不是得繼續推動科普教育的結論，而是要推動怎麼樣的科學教育？

    　一個可以提供我們省思的參照點是在印度喀拉拉邦行之有年的「人民科學運動（KSSP）」。它成立於一九六二年，一開始也是以出版科普雜誌、推廣科學知識為主；經十年摸索，到了《科學月刊》在台美引領風潮的一九七○年代，KSSP則開始在全邦各地農村進行科學推廣運動。其基本理念是，科技不應透過書本知識傳授，甚至成為少數科技菁英的專利，而是必須與人民的勞動生產與社群生活相互結合。

    　在「以科學推動社會革命」旗幟下，KSSP反對高耗能的重工業開發、核電廠興建、大型水利建設，而是藉由掃盲運動的組織工作，使科學家結合技術人員、教師、中學生、義工等，有機地介入民眾的勞動生活：以民主精神、集體學習的態度，共同研發與民眾生活密切相關的知識與技術，如小型水資源工程、社區電力網、醫療衛生、農業技術革新、社區經濟文化地圖…等等。

    　從「科學普及」到「人民的科學」，其差異不僅是科學教育的方式，而是進一步地反思追問：科技能夠引動的發展應走往何處？科技所帶動的利益最終造福於誰？科技知識的生產如何不成為少數人的「專利」？或者說，「科學」與「民主」如何能夠促成彼此的發展。

    　實際上，西方意義下的「科學」在進入中文語境的當時，就是跟「民主」的價值綁在一起的，二者同時成為五四運動的兩面大旗：賽先生與德先生。在西方「船堅砲利」壓迫的救亡圖存動力之下，五四的知識分子一方面思索著如何「師夷技以制夷」，一方面則冀望透過全面學習科學方法與科學態度以「開化民智」，進而培養民主精神與實作。

    　一九四九後，作為「自由中國」的台灣，五四的文人精神在戰後生長於台灣的知識分子身上仍然延續著。這尤其表現在《科學月刊第零期》的發刊辭上：「不僅要作為學生們的良好課外讀物，也要成為一項有效的社會公器；不但要普及科學，介紹新知，並且要啟發民智，培養科學態度，為健全的理想社會奠定基礎。」可見科學人在意的是作為「社會公器」之用的科學教育；而後來的中美斷交、保釣運動，從彼時的科學人紛紛投入愛國救國行列，更可見他們念茲在茲的是民族精神與民主價值。

    　如果說《科月》的發行與風行作為台灣科普教育的高潮，意思便是說，自此之後開始走下坡：科學教育與科技人才的培育開始專業化，五四救國淑世精神沒了。科教精神扣連上的是「全球競爭力下滑」焦慮症：一方面透過科技教育使學生成為科技產品消費者（如資訊教育獨重微軟系統），一方面則是希望透過科教所創造勞動力市場吸引全球金融資本投資（如近幾年中學理化與生物的教育改革十分在意奈米技術與生物科技新知）；加上教育部對專利權、智財權等知識壟斷保護制度的強迫症似地宣傳，科教之路與民主精神已漸行漸遠。

    　如果論者以美牛進口、流感疫苗等「亂象」證實了科普教育的失敗，此失敗並非科教資源投入不足所導致。相反，此斷言本身卻證實了科教推廣者已背離了《科月》創刊的五四文人精神：作為「社會公器」的科學教育，以及，「為人民服務」的科學。（作者曾任教中學數年，目前就讀於紐約新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