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已經習於將「台灣優先」掛在嘴上而不覺得有何不妥。「台灣優先」是政治人物用來解消民眾疑慮時喊出來的口號，目的在於告訴大家自己不會在與中國交涉時出賣台灣、犧牲台灣人民的利益；或者是另外一些政治人物主張獨立建國的潛台詞。不論這句口號是否應該成為我們處理兩岸關係的最高原則，我們必須注意不要讓「台灣優先」不知不覺地成為我們歧視外籍工作者的理據，甚至使我們認為可以（只要價錢夠便宜）將核廢料運送到北韓儲存。

    　台灣優先是有限的，它不能遮蔽我們的視野，而讓台灣看不到自己身為國際社會一員負有以犧牲一己之利為代價但應該承擔的道德責任（例如，降低碳排放量、不以金援鞏固專制腐敗的外國政權以換取外交承認、不准進口價格低廉的血汗奴工商品等等）。更抽象地說，台灣不應該忘記自己對國際人權與全球正義是負有責任的，而克盡這些責任是要付出代價的。

    　對於這樣的警告，許多人也許會質疑是否過於高調。他們會說，畢竟台灣是一個國際處境艱困的小國，除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之外，我們能做的相當有限，在國際社會上訴諸「道德」和「正義」是不務實的，利益和實力才是硬道理。國際社會，雖然名為「社會」，其實是無政府狀態或自然狀態：國際秩序最終是國家逐利而形成的自然秩序，自然秩序也許令人遺憾，但絕無道德對錯可言，任何國際互動和合作，最多祇是互利，通常只是小國面對大國經過利益計算不得已的配合和接受而已，道德從未真正地成為任何國家在國際社會行動時的考慮，更談不上優先考慮。

    　分析到底，任何以人權或全球正義之名的外交政策，不論修辭多麼華麗高貴，背後還是本國的國家利益。對這些人而言，這種赤裸的現實主義，不是例外，而是我們理解國際政治的通則。面對這樣的世界，無限制的台灣優先，理所當然。

    　姑且不討論現實主義在經驗層次上是否成立。純就利益考量而言，採取現實主義的論述策略，對台灣並非一定最有利。面對中國崛起的威脅，台灣有可能成為現實主義的受害者。較佳的策略，也許是不斷深化和鞏固台灣的民主，並且更努力地去奉獻一己之力，促進國際人權之保障和全球正義之實現，藉此得到國際社會的同情、更願意協助台灣抗拒中國的併吞。不過，這些都是「也許」。

    　就台灣的視野和高度而言，更重要的應該是去認識到，國際人權與全球正義並不全然只是論述策略的選擇問題。承認國際人權與全球正義具有普世的規範性、承認台灣優先原則受到了國際人權和全球正義的限制，並不是因為這樣的立場對台灣才最有利，而是本然如此。

    　雷震民主人權基金會今年邀請耶魯大學國際知名的全球正義哲學家博格（Thomas Pogge）來台。他將就國際人權與全球正義的普世性和實踐之道，發表三場公開演講。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在日益艱困的國際處境中，在思索如何面對台灣優先論之際，博格的論證絕對值得我們仔細聆聽、嚴肅以對。     　（作者為中正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