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的真精神

■文/藍克林

 

　一千三百六十三年的今天，也就是貞觀十九年（西元643年）的正月二十五，年僅25歲的青年人陳褘，也就是後人所熟知的高僧玄奘，從西域取得真經，返抵長安。

 

　　貞觀元年，玄奘請允西行求法未獲唐太宗批准，於是“冒越憲章，私往天竺”；與這種“偷渡”行為形成鮮明反差的是，玄奘取得真經回到長安後，受到了“人皆敬奉”的極高禮遇，據史載，當時是“道俗奔迎，傾都罷市”。不久，唐太宗接見並勸其還俗出仕，最終被玄奘婉言辭謝。爾後留長安弘福寺譯經，由朝廷供給所需，並召各地名僧20餘人助譯，組成了完備的譯場，大致相當於今天的編譯局。此後，玄奘專心致志地獻身譯經，十九年共譯經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不僅系統地翻譯介紹了反映五世紀時印佛教全貌的基本著作，而且在晚年譯出了佛教經籍中最大的一部經《大般若經》600卷。

 

　　玄奘的時代，正是中印文明這對“雙子星”閃耀輝煌的時代，與此相比，幼稚的歐洲要走出封建主義的泥淖，則差不多是將近千年以後的事了。然而，從人類文明史的進程來看，物理時間與文明時間從來就是不相一致的；在此後的競爭中，古老的中印文明並沒有能一直保持住自身的優勢。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中印文明，竟然成了博物館裏供後人緬懷的陳跡而已。

 

　　前不久，美國前財長、哈佛校長勞倫斯·薩默斯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發表演講指出：“印度和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有可能與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並列成為過去一千年三大重要經濟事件。”這一驚人的斷語也許令許多本土人士感到興奮；然而，理性的人們應當從其中讀出更多的歷史吊詭意味。更何況，贏得了經濟，輸掉了精神，對自身的文明有何益？

 

　　人類文明的興盛，從來都是*一個個具體人物的烈士般追求所造就的；這也正是在今天這個並非重要的日子，我們重新記起了玄奘的原因。美國《國家地理》百年紀念之際，推出過一部《絲路》的紀錄片，比較到敦煌騙寶的斯坦因和玄奘的兩種不同的探險，認為前者只是追求財富，玄奘則是追求真理。遺憾的是，無論中西，人類在走過了古典時代的輝煌之後，精神的沉淪是隨著年代流逝而加速的。今天，我們可以有《西遊記》的戲說版動漫版大話版，卻窺不到玄奘及其法相宗的真精神；我們可以動用GPS動員社會精英去重走玄奘路，卻找不著玄奘及其法相宗的真傳人。

面對人心不古，我們唯一能夠做的，似乎就是：每年的正月二十五，讓我們在新年春節的余溫中，無論如何都要想起那位原名叫作陳煒的中國人玄奘。

《青年報》2006.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