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大慈善家范仲淹深弘誓願

范仲淹，北宋的偉大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曾出將入相，功滿天下，其英名已傳之千古。他晚年撰《岳陽摟記》，發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深弘誓願，更是傳誦了千百年，為世世代代的人們所敬仰。

　　然而，范仲淹是大慈善家，人們卻知之甚少。他當官時，俸祿較高，但其平生卻“未曾享有一日七大夫之奉者”，保持一貫的儉樸生活。他不像許多儒士追求“顏如玉”、“黃金屋”和“千鐘粟”的個人享受，而是辦義莊、興義學，解人之難，使之安居樂業，或受良好教育。他臨死時竟清貧如洗，以至無資以葬。他的慈悲濟世精神就是他的十四字的深弘誓願。

　　一、置義田，興義學

　　范仲淹身居高位，俸祿豐厚，但卻克勤克儉，省下餘資，興置義莊，周濟宗族窮人。其子範純仁說，范仲淹“于蘇州吳、長兩縣置田十餘頃(十頃為千畝)，其所得租米，自遠祖而下諸房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婚嫁喪葬之用，謂之義莊。”當時聚族而居已有九十口，則平均每人占田八畝有餘。歲入粳稻八百石。計口給米外，存餘糧以備荒年及喪嫁之費。范仲淹自幼雖未得到族人的幫助，卻以寬廣胸懷自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樓鑰在《範氏複義宅記》中評價道：“文正公奮身孤藐，未嘗賴宗人毫髮之力。既達，則闔族受解衣推食之恩。”富弼撰的文正公碑銘中亦寫道：“公天性喜施與，人有急，必濟之，不計家用有無。既顯，門中如賤貧時，家人不識富貴之樂。每撫邊(既出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副邊防長官，對西夏作戰)，賜金良厚而悉以遺將佐。在杭盡以余俸買田于蘇州，號義莊，以聚疏屬；而無斂新衣，友人醵資以奉葬。諸孤無所處，官為假屋韓城以居之。遺表不幹私澤。此益見其始終志於道，不為祿仕出也。”

　　范仲淹親自手訂義莊的管理規則，規定任何人，包括義莊掌管人犯規，由“官理斷”。他對子侄要求很嚴，囑他們“勿煩州縣”；他給諸侄寫信，再三要他們在官當廉潔謹慎，必須有鄉曲之譽，才能推薦。范氏後人繼承了辦義莊的傳統，在晚清時達到八千畝，其供給贍養的範氏族人有了數倍的增多。

　　范仲淹也關心蘇州的教育事業。他曾在蘇州購得南園之地，已蓋好房子，準備居住。一位陰陽家(風水先生)說，住此地“必踵生公卿”(可世代出公卿)。范仲淹說，“吾家有其貴，孰若天下之士受教育於此，貴將無已焉。”(讓天下士人來上學，都成為貴人)正如有的學者所言，他繼承了孟軻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

　　除置義莊，辦義學外，范仲淹的義舉是很多的。這裏只舉一例以明之。他被貶到浙江當官時，一名小吏孫居中死在任上，家貧子幼，缺路費，不能回鄉。范仲淹贈錢數百緡，(緡，成串的錢，一千文為一緡)雇了一條船，把靈柩和一家老小送歸家鄉。他派一位老衙吏護送。為避免途中為關卡阻滯，交給一首詩，並囑咐道，“過關過卡，把這個拿出來就行了。”詩雲：“十口相攜泛巨川，來時暖熱去淒然。關津若要知名姓，此是孤兒寡婦船。”

　　二、只任天下之重，以天下為心

　　讀宋史卷范仲淹傳，讀範公文集，才悟到范仲淹的十四字的深弘誓願是他的由儒家的“兼濟天下”到佛家的“普度眾生”的境界的人生軌跡。他少年時，在長白山醴泉寺(今山東)讀書，“日作粥一器，分為四塊，早暮取二塊，斷整數莖，入小鹽以啖之。”冬夜讀書，為振作精神，以冷水沃面。雖然“人不能堪”，而“仲淹不苦也。”後來他前往應天府(今河南)，在應天書院(宋代四大書院之一)，師從戚同文，繼續“苦心勞形”，“五年來常和衣就枕”，“讀書累年不解帶。他曾立下不能當良相，即當良醫的志向”。他說“能及大小生民者，固為相為然”；“在下而能及大小生民者，舍夫良醫，則未之有也。”後來，他的憂思更為深遠。他表白有“益天下之心，重千古之志。”他稱他的至誠所趨者，乃是“以萬靈為心，以萬物為體，思與天下同其樂。”他堅持“進則盡憂國憂民之誠，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他無論當文官，抑或任武官，都深得民心。這是因為他“不以己欲為欲，而以眾心為心”；“愛持眾同，樂與人共。”

　　范仲淹與韓琦同心協力抗擊西夏時，邊上人唱道：“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范仲淹任開封府尹時，開封人稱他“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范仲淹，字希文)。明代何淵鐫說：“大凡能任天下之重者，必以天下為心。心之欣戚，主乎人而不私於已。”這是對范仲淹的偉大人格和精神的高度概括。

　　范仲淹置義田、辦義學是他的“任天下之重，以天下為心”的精神的延續。此外亦有其恩師戚同文的影響。《宋文學案、卷三：高平學案》中講“同文為人質直，尚信義。宗族貧乏則碉給之，喪則賑恤之。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日：‘人生以行義為貴。’由是深為鄉里推服。”

　　我國學者認為范仲淹的深弘誓願是源自孟子。孟子曾說：“君子有終生之憂，無一朝之患”；“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于安樂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筆者不否認孟子的與民同憂樂的思想對范仲淹的影響，但必須指出，范仲淹的十四字深弘誓願的境界高於孟子。晚于范仲淹的蘇軾也曾說：“享天下之利者，任(承擔)天下之患；居天下之樂者，同天下之憂。”其境界也遜於范仲淹。范仲淹是一位儒士。孔孟表述的是“做人之學”，即“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社會責任感。范仲淹的一生切實地踐履了。然而他的十四字的深弘誓願則表明，他有著更高遠和深沉的現實關懷和價值理念，那就是佛家的大慈大悲，這是他所追求的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

　　三、慈悲濟人，普度眾生

　　儒家主張仁愛，推己及人，不可自私自利，要與他人憂樂與共。但儒士能真正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並進而“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者不多。原因一是，儒家的“仁”是在家族倫理的文化生態中由近及遠、由親及疏的不斷遞減的差等的愛。而“為仁”的根本途徑是自我修養；二是儒家只論及人際關係，而不論人與自然的關係，而不論及人與神鬼的關係，也未論及彼岸世界；儒家雖提及因果報應，但缺少作惡下地獄、行善上天堂的警世內容，因此現實效果小。孔子曾兩次扼腕而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我沒有見到喜歡德行能像迷戀女色一樣的人啊! )歐陽修是宋代的大賢、大儒之一，然其“遊飲無節”，有時跡近放縱。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八》中說，歐陽修嗜酒親妓的蕩習，有時令人“訝其多遊。”歐陽修自己亦坦言：“僕知道晚，三十以前，尚好文華，嗜酒歌呼，知其為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少識聖人之道，而悔其往咎。”范仲淹也曾嘆惜漢代的賈誼不能把名位看破，悲郁而死于長沙，其詩雲：“人生榮辱如浮雲，悠悠天地胡能孰；賈誼文才動漢家，當時不免來長沙。”儒家不如佛家的暮鼓晨鐘能提起人的警覺。佛家是把善惡報應與六道輪回相連，作惡者會入三惡道(畜生、餓鬼、地獄)，因此具有強大的警策作用。

　　范仲淹是一位佛門居士。筆者並未專門進行考證，只是在流覽《佛光大藏經、淨土藏》時，讀到清代濟能纂輯的《角虎集》，書中載有《文正公范仲淹居士》佛門行止的個案。他作為居士，自始信仰佛教(宋時，佛教指佛陀的教育，而非宗教)。誠然他熟稔佛經。比如，他在宣撫河東途中，偶獲一卷佛經，當即識別出於宋初刊刻的《大藏經》。他曾說：“釋道之書，以真常為性，以清淨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他是深知佛家真諦的。《岳陽樓記》中的先憂後樂思想和“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兩句最為警世，都是菩薩境界。他在擔任參知政事(副宰相)時，聯合富弼等人實行“慶曆新政”，積極推行有利國計民生的改革，未獲成功，而被排擠。他在謝表中，表達了“不以毀譽累其心，不以寵辱更其宋。”歐陽修也讚揚他“少有大節，其于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不以物喜”或“不以毀譽累其心”等，表明他不攀緣，不受環境即六塵(色、聲、香、味、觸、法)所左右，保持其真誠、清淨、平等、正覺和慈悲。范仲淹對於佛陀的教導是知行結合。他是禪淨雙修。據《角虎集》載，他“常修淨業，以養聖胎。臨終之日，謂家人日：‘吾昨夜夢池中蓮花皆作金色，即當隨師西去矣。’溘然而逝。(佛教是師道，范仲淹以阿彌陀佛為師，最終隨師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筆者認為，范仲淹的深弘誓願源自佛家，更準確而言，是源自地藏菩薩的大願。地藏菩薩深感眾生太苦了，而地獄眾生更是苦難深重，因此他的誓願是“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我們可以在《地藏菩薩本願經》中瞭解到地藏菩薩以不同身份，四次立弘誓願：“我今盡未來際不可劫，為是罪惡六道眾生，廣設方便，盡令解脫，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不先度罪惡眾生，令是安樂得至菩薩，我終未願成佛……”這是大慈大悲；與一切眾生樂，是慈心；撥一切眾生苦，是悲心。這種慈悲是平等的、無條件的、一視同仁的。范仲淹敏銳地洞察到天下人的憂患，並為此而憂慮，盡其所能，解除大家的憂苦。這是他的“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憂患意識。他要先替天下人著想，先讓天下人都快樂，然後自己才能安心享有快樂。這是“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意識，是視一切眾生本來與我同體，苦樂相共的。因此，他對天下人的撥苦和與樂是不分親疏的，不計較自己的得失的，而為天下人擔荷一切難行、苦行。范仲淹的深弘誓願是因地藏菩薩的精神力的感召而發生的，從而形成了他的崇高的人格和精神。范仲淹是儒家式的佛門居士，他的十四字深弘誓願是以儒家的語言表述了佛家的大慈大悲精神。胡錦濤於2005年2月4日接受第十一世班禪拜見時，宣導“積極弘揚宗教教義中揚善抑惡、平等寬容、扶貧濟困等與社會主義社會道德要求貼近的積極內容。”因此，繼承范仲淹的深弘誓願和地藏菩薩精神，是時代的需要，是我們的歷史使命。

　　自古以降，我國無數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思想家等繼承發揚了范仲淹的深弘誓願，為中華民族和人民鐵肩擔道義。他們在馬背上角逐日月，刀光裏保家衛國。比如，吉鴻昌將軍臨刑前，用樹枝在地上從容寫道：“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進發出人生的悲壯。緬懷這些英雄人物，我們愈加感到眼前是數不清的高山峻嶺。

　　經過“文化大革命”，被“神聖”口號戲弄過以後，不少人淡漠了崇高的理念。人的神聖感、尊嚴感暗淡以後，只會一心跟著感覺走，在紛紜雜呈的誘惑面前，目不暇給，魂不守舍。更有甚者，對西方的後現代主義採取各取所需的功利態度，熱衷於反權威、反道德、反理性、反正統、反嚴肅，追求絕對的個人自由。丟失中華優秀的文化傳統，就可能投入痞子文化的懷抱。范仲淹的先憂後樂觀，乃至一切深邃的思想，都是從生命的深處湧現出來的，都是真正深刻地關照生命，關照人類的歷史和現實。

　　范仲淹死後，韓琦在祭文中稱譽他“前不愧于古人，後可師於來哲。”今天，他依然是我們的導師。在我們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時，范仲淹的深弘誓願是一股清純的源流；在我們培養律己奉公的德性的時候，他的思想是策勵我們的力量。我國著名學者劉夢溪在其《傳統文化：解構與重構》一文中說：“凡真正的思想家，其學思總有超越的一面，即使是處身于傳統社會政教合一的政治結構之中，仍有屬於思想家個人(同時也屬於全人類)的超越的部分。這超越的部分，作為文化遺產，便具有永恆的價值。”誠哉斯言。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悲壯剛烈，令人血脈噴張，令人意識到自己的歷史使命，更是令人低回敬仰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