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甥女小蓳是千禧年寶寶，她一直認為自己應該活到二十二世紀；當她媽媽很誠實的告訴她，可能性很低時，小蓳的反應是，「太不公平了，為什麼你們可以活兩個世紀」!

    　以現代醫學科技的進步、平均壽命逐年增加，千禧年之後出生的小孩，理論上是可以活到下個世紀的。不過，我們這些「活兩個世紀」的大人，尤其是上個世紀後半段出生的，在經歷了人類史上最大的經濟擴張後，也嚴重的破壞地球。近來有科學家擔心，全球暖化的速度，可能已到無法逆轉的程度，而人類排碳量的速度，卻有增無減，到本世紀末，溫度可能平均上升五度，這意味的是海平面上升，旱災、雨災、糧荒、甚至是戰亂。

    　只是，像我這種「世代的內疚感」，或焦慮感，卻不容易轉化成具體行動。有人形容，全球暖化可能是人類史上最棘手的政治問題；一開始，要面對的是經濟學家哈定指出的「共有悲劇」，只要是公共財，一定被濫用；而當大家意識到嚴重性時，又要克服「搭便車難題」，只要別人節能，我就能跟著獲利，大家都掉入不可能集體行動的困境。

    　即使個人的良心克服了這兩個難題，卻還要面對最困難的「囚犯難題」。例如，如果能延後全球暖化的速度，我願意一輩子都不吃肉、一輩子不搭飛機；但是，只有我一個人的努力，卻是海中一粟、無濟於事。

    　最後，當大家終於願意集體行動時，另一個更重要的爭議是公平性的問題。演化經濟學派發現，在共利與公平之間，人類其實更在意公平；這也是過去幾年美國與中國一直無法達成共識的癥結。

    　因此，即將舉行的哥本哈根會議，有近一百國領導人慎重其事參加，絕對不只是大拜拜而已；應該說，暖化的危機已經如此之大，某種程度改變了人類集體行動的邏輯。

    　不只國際政治，在美國、深受乾旱所苦的澳洲，全球暖化都已成為國內政治的焦點。澳洲總理陸克文二○○七年是全球首位以氣候變遷政見當選的領導人，兩周前，在野的保守黨為了暖化議題內鬨、「叛變」拉下黨揆，陸克文接下來為了讓反暖化政策過關，還可能解散國會，全面改選。

    　台灣的碳排放總量居全球二十二名，人均排放量更是全球十八名，但台灣也是受害者，暖化對台灣的影響歷歷在目。遺憾的是，剛結束的三合一選舉，卻幾乎看不到任何一個政黨、候選人關心這個問題。我們的政客及企業若不願面對真相，看來，要讓千禧年寶寶活到下個世紀，只能靠國際規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