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解讀近年來大陸民族主義再起，引發智者擔憂。大陸著名學者李澤厚、劉再復日前就中國的民族主義起源、發展，以及現階段民族主義的表現，進行了一番深入對談。

    　劉再復（以下稱劉）：近年來，民族主義再起。我最近覺得大講民族主義是不對頭的，甚至會很危險。

    　民族主義概念複雜

    　李澤厚（以下稱李）：「民族」這個概念本來就相當含混。僅「民族如何形成」就是個麻煩問題，例如說「中國人」，這是種族概念還是文化概念？「中華民族」是什麼意思？「民族」是以種族為主來界定，還是以文化、宗教、地域、語言、風貌、生活方式來界定？所有這些問題都不清楚。「民族」如此，「民族主義」更是如此了。提倡一個並不清楚的東西，我看是相當危險的。

    　反對濫用民族主義

    　劉：「民族主義」的概念更是含混。中國本來只有天下意識，沒有「民族—國家」意識。到了近代，受西方學說影響和戰爭失敗的衝擊，才形成「民族—國家」意識，但什麼是民族，什麼是國家，也含混不清。

    　李：我反對民族主義一詞的濫用，包括反對所謂「文化民族主義」之類的用語和說法。我認為民族主義是一個嚴格的政治學和政治思想史的概念，它與近代西歐「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興起有關，不能隨便亂用。

    　劉：中國的「民族—國家」意識是甲午戰爭失敗之後才真正覺醒，但那時的民族意識首先是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義憤，其實質是對民族尊嚴與國家主權的護衛。如果說這是民族主義，那也必須嚴謹地說，這是一種為了保護本國本族利益而維護「民族—國家」尊嚴與主權的民族主義。也就是說，民族主義這一概念只是在非常有限的、特定的歷史時間中和特定的意義上才能起積極作用。若是越過有限的時間和特定意義而加以普遍化，形成一種國家的普遍原則，就很危險。

    　變成大國沙文主義

    　李：民族主義的危險就是對外容易變成大國沙文主義，對內則容易引起不同民族之間的紛爭，同時也容易以民族、國家的名義來壓制個人的自由、獨立、人權。

    　應從世界一體化的角度來看民族主義。所謂「世界一體化」，就是注意從世界發展的總趨勢來考察和評價民族主義。

    　劉：西歐與東歐巴爾幹地區所展示的兩種方向，正是我們探討民族主義問題最好的例證。一是把人類的生存、發展、福利放在首位，並為此從根本上打破民族、地域、宗教的界限；一是為了民族、宗教、地域而不惜犧牲人的生存、發展、福利。這兩個例證給我們重要的啟示，即經濟確實是個「本」，是「吃飯哲學」——人們要求改善和提高物質生活的共同要求，確實可以消解民族的隔閡甚至仇恨。是什麼促使西歐這些不同的民族國家走到一起？不是政治，而是經濟；不是意識形態原則，而是利益原則。

    　民族主義開始盛行

    　李：現在中國的民族主義又盛行起來了，一些年輕人更為激動，他們模仿日本的一本書名，說「中國可以說『不』」。這些做法不僅頗為情緒化，而且擺出一副要打架的恐嚇架式，實在相當低級。今天簡單地說「不」，容易流為某種危險的民族主義的道德原則、意識形態原則，煽動群體情緒，卻在根本上損害了中華民族的利益。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

    　劉：汪榮祖先生把民族主義視為「支柱」，也即視為「本」，可能不妥。但他注意到中華民族完全不同的時代要求、民族要求則是正確的。我曾想寫篇文章《從反帝救亡的時代到民族自我調整時代》，側重於講從「外」到「內」的轉變：今天中華民族的生活重心，應當從外部對抗帝國主義轉向內部民族國家的自我調整和自我建設。這種調整包括大陸與台灣、香港的關係，包括大陸內部各民族之間的關係，包括中華文化範圍內不同政治派別、不同意識形態派別和不同利益集團的關係。

    　李：過去我在談孫中山的時候，也論及他所提倡的民族主義內涵的轉變。辛亥革命前，孫的民族主義主要集中在「反滿」革命上，所謂「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其後，他的民族主義的重心轉向「反帝」，。孫中山在中華民國建立後，就把民族主義的中心轉到建設上來，提出詳細的「實業計畫」，希望能成功地建設一個強大的祖國。民族主義可以裝進各種內容，孫中山能及時把民族主義重心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是聰明而負責任的。

    　劉：孫中山的文化心理畢竟比較健康。他作為一個偉大的革命家及愛國者，敢於「反帝」，但並沒有義和團式的盲目仇外情緒。「五四」時期，魯迅就一再批評中國人對待外國人的病態心理：要麼把外國人當聖上，要麼把外國人當惡魔。一會兒是賈桂心態，在外國「聖上」面前膝蓋發軟，站立不起來；一會兒是義和團心態，一律砍殺過去。

    　大陸改革開放後，這兩種病態心理在某些特定場合、特定情景下又凸顯出來，在文化界也有所蔓延。要麼是盲目崇拜西方，學到一點西方的知識皮毛就自以為了不起，凡是西方的所作所為都說「是」；要麼是盲目仇視西方，不管啟蒙理性還是科學理性，都視為「帝國主義話語」，一律說「不」。這兩種心態都非常簡單粗鄙，都缺少理性，但都有市場。

    　李：民族主義不僅是一個政治、意識形態問題，也與文化心理相關。前不久讀余英時先生的文章，他所引述的社會學家格林菲德的「羨憎交織」的心情，真是入木三分。羨慕和憎恨互相交織，確實是落後國家很典型的文化心理現象。羨慕心態占上風時盲目崇洋；憎恨心態占上風時盲目排外。這甚至也表現在當前中國大陸的學術界：一方面是拾洋人之唾餘，亦步亦趨，徹底打倒傳統，公然說讓中國做三百年殖民地也無妨；另一方面是國粹第一，大反西方主義，大講要用中國文明拯救世界。如此種種，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所以，我主張要研究文化心理結構問題。

    　（摘錄自《同舟共進》200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