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人是聰明且多變的，一面克服困難擷取經驗，累積智慧，一面漸次地創建新文化。當中在人內心中所形塑的價值判斷，就是文化；換言之，文化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判斷的表現。

 

例如，我們都以為黃金非常貴重，但黃金貴重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它的顏色，它的貴重乃是因為我們所賦予它的價值判斷。這樣的價值判斷，隨著時光的嬗遞而變化，隨著民族而異，隨著時代而殊。人，有時雖同處於一時代，或同一民族內，價值判斷也會因各人而有所不同。

 

然而歷史綿延，人雖因地理、民族、時代而在價值判斷上有所差別，但大體上來說，人在內心中其實都被上天賦有尋求相同的價值。這樣的價值判斷，隨著時光的流轉變化，已愈發在人類的文明發展中顯得珍貴。這雋永的價值就是那人內心底下追尋真、善、美之心。

 

真，是追尋事物本質之真理與理性；善、是尋求群體公共秩序治理之良善；美，是尋求群體道德與個人德性之昇華。古人曰：「大空之下，無一不是新的東西」，就是這個道理了。這真善美之心，是人類的共通性與普遍性。

 

因此，當我們省思民主思想運動、共產思想運動，或社會主義思想運動時，我們會發現，我們不過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溫故知新地發揚光大而已。這些思想運動其實早在千年以前，古人早已以略同的形式表現過。從古至今，人都是在追尋真善美的道路上不停地奮鬥，沒有止歇。

 

這樣真善美的追尋，筆者以為，是在以強調社會秩序為中心，和以個人自由價值為中心，在彼此衝突、激盪與交流中，共同邁進的。不管甚麼時代，什麼民族，這兩種價值判斷總是常相並存，以種種不同的樣貌表現出來。孰優孰劣，相信讀者心中自有一把秤。

 

但，最能說明這兩種價值判斷優劣的，就屬古希臘雅典與斯巴達兩個城邦國家了。斯巴達是一個強調以集體社會秩序為中心所建構的城邦；雅典卻是一個以追求個體自由為先所營造的城邦。斯巴達留給後世的不過是歷史上那曾經出現過的價值，然雅典所遺留的遺產卻仍深深的影響著後世，影響力綿延不絕。

 

首先簡述一下斯巴達，就如大家所孰悉，斯巴達以嚴肅的紀律，兵士驍勇善戰聞名於世，她地處戰略要衝，是進入拉科尼亞 (Laconia) 和南部伯羅奔尼撒半島 (Pelopónnisos) 的必經之路，並且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 (The Pelopónnisos Wars) 與其同盟者共同戰勝雅典，霸權整個希臘。但斯巴達在稱霸不久後，便被新興的底比斯打敗，更在北方的馬其頓崛起後，失去了在希臘的影響力，從此成了歷史裡的塵埃。

 

斯巴達人會如此的驍勇善戰與紀律嚴明，完全要歸功其王族萊考格斯 (Lycurgus) 的思想指導與策略。在斯巴達的社會裡，浮華奢侈的藝術生活是嚴格禁止的。萊考格斯認為，這樣的生活方式是一種精神的墮落與腐敗。為了提升精神，萊考格斯設置共同食堂，規定市民必須共同就食，且只能取定量食物，以訓練節制之精神。

 

另外，為提倡體育，父母養育子女必須報告官員，以便檢查兒童身體素質，健全者加以培養，若有殘缺不全者，則命其父母丟棄於荒野，任其自生自滅。這或許就是人種優生學的肇端吧！除了戰爭與體育，斯巴達人不屑從事於藝術、文化、哲學等方面的創建，各項經濟生產活動，皆由奴隸與農奴提供。這其實也間接導致斯巴達在日後的敗亡。

 

因其著重集體秩序與精神道德，卻否定個人自由創建與改變，斯巴達遂成了一個武斷保守的社會。然，正因斯巴達清物慾、賤浮誇、貴精神、謀公眾利益之文明表現，有些史學家因此把這樣的社會看作是人類理想社會之一。但他們卻忘了，斯巴達的平等節制重精神，是建築在奴隸的榨取之上，其平等只是特權階級內之平等，其精神是犧牲個體自由精神所換取來的，毫無新文明之創建，以及應所流傳後世之影響力。

 

已故王雲五先生在其主編的《讀書三昧》中說得好，斯巴達之社會「是蟻的社會和蜂的社會…斯巴達社會裏，不容有『有意識的個人』的產物」。他認為，正因為斯巴達人滅卻一切個性，以擁護集團公共利益，所以招致人民不平不滿，漸次使團體力量薄弱，終致集團衰亡，無法繼續維持強盛。

 

反觀雅典，剛好與斯巴達形成鮮明的對比。若說斯巴達是貴族主義，雅典則是平民主義；若說斯巴達是武斷的，雅典則是文化開創的。雅典尊重個人自由，高度獎勵藝術、哲學與科學之創建發展。帶領雅典攀至希臘文明高峰的伯里克里斯 (Pericles) 曾說：「對於雅典人，是用不著教他怎樣愛國的，他們只要一眼望見雅典的都城，便自然地對這個國家生愛戀了。」這是多麼自豪的言語！

 

雅典成功融合協調了公共利益與個體的自由創建。因為強調個人自由，雅典的公共精神道德是為了彰顯個人自由而存在的，換句話說，國家之利益是為雅典市民而存在。所以，雅典人愛自由，也愛國家，因為雅典人相信，熱愛國家，個人的自由創造才能夠被保證，才能有所發揮。

 

雅典雖終被斯巴達所滅，但雅典卻成了世界的哲學發源地，是蘇格拉底(Socrates)、柏拉圖(Plato)、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希羅多德(Herodotus)、伯里克利(Pericles)、索福克勒斯(Sophocles)、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歐幾里得(Euclid)、歐里庇得斯(Euripides)、埃斯庫羅斯(Aeschylos) 等著名哲人的發源地，更是被後人尊為「西方文明的搖籃」和民主的起源地。被武力征服的雅典，因其開放自由的文明，其思想遺產對後世的影響，至今仍舊不墜，影響力不絕。

 

此影響力，王雲五先生稱之為「不死的人類」。那種以集團道德為中心的生活，不僅埋沒藝術、文化與科學創建，更是使人避之唯恐不及。這應是古人常說精神常存的意義之所在。

 

所以，當我們回頭看日前香港反國教運動與大陸內部現行反日抗議所發生的暴力逾矩行為時，我們當再次認識到，個人思想價值之創建在集體秩序中必須獲得尊重與發揚的寶貴，若非如此，文明之創建必不得生，繁榮必無法常存，真善美之心必然殘缺。人，豈可不慎哉！

 

【2012-09-23 聯合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