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在一場監察院內部演講中提及，台灣「人才存糧」問題；無獨有偶，新加坡副總理尚達曼日昨亦提出小心人才外流重演「台灣故事」，連新加坡都看到的台灣問題，我們竟然看不到，這才是台灣真正最大的問題點。其實，過去六十年來台灣好不容易累積的「人才」及「經濟」兩種存糧，都已面臨危機。這是台灣不願面對的真相之一，今天我先從公務系統來談「人才存糧」的問題，因為這攸關著國家未來格局的掌控。

七○年代初，台灣退出聯合國，表面上我們失去一個政治舞台，但深層來看，更大的損失是，我們的政府失去了一個跟世界溝通的合法平台。當我們失去這個平台時，也就代表原來在聯合國體制下的世界教科文、衛生、工業、環保、醫療、文化等組織，我們也失去參與活動的機會；當我們仍是會員時，各部會再沒錢也必須編列預算提升公務人員的國際視野，招考公務員也要徵選具有參與國際事務能力的人才。遺憾的是，當退出聯合國時，我們並未察覺事件背後隱藏的副作用，因此也沒有積極另闢途徑增加公務員的視野，於是其國際視野變得愈加窄仄，導致今日公務人員國際觀嚴重不足。

所幸，過去卅年間，台灣有一批學成歸國的民間人才存糧，得以暫時「遮掩」官員不夠國際化的窘境。六○年代開始，台灣送出大量留學生，他們拿著「單程機票」，以毫無退路的決心在國外忍辱負重闖出一番事業，廁身各大頂尖產業界、教育界、實驗室等充當「台灣的耳目」，意外為台灣儲備為數龐大、視野深遠的國際人才。八○年代初新竹科學園區成立，台灣從製造業力圖轉型，這些帶著豐富國際化經驗的人才陸續回流，使台灣對世界科技市場的需求，幾乎達到無縫接軌，將台灣打造成為科技重鎮，成為全球化產業鏈不可或缺的一環。

然而，當台灣歷經農業、製造業到科技業的成長之後，九○年代末期，經濟優渥下的台灣年輕人出國留學人數開始驟降，即使出國也僅想快速拿到學位，回國搶占台灣正加速膨脹的大學教授職缺。加上彼時「本土優先」的意識形態當道，讓台灣處於鎖國狀態。其結果無論在公、私部門都缺乏精深的國際人才培養系統，加上大陸崛起，台灣開始耗盡人才存糧，因此雖然最近《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湯瑪斯．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提到台灣最值得讚許的「腦礦」優勢，其實這已是過去幾年的記憶，現在它早已過了高點，難掩日薄西山的頹勢。

尤其，這幾年在媒體與民代的監督下，公務員出國已變成一大罪惡，不只對國際培訓長期不重視，就連短期考察也要偷偷摸摸。惡性循環下，一旦面臨國內出事，身在國外的政府官員往往為免被媒體與民代批評，再重要的國際活動行程都寧願取消趕回國，只顧經營本國關係，使台灣變成十足內視型的國家。不幸的是，我們的重大政策偏偏都必須仰賴這些公務人員評估、審核、執行，當其國際視野不足，缺乏掌握世界趨勢的能力，所有決策都將偏向不出錯、最保守的做法。

問題並非一日造成，問題也無法一日解決，這就是我看到台灣不願意面對的第一個真相！

（作者為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