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的鄉公所湧入了很多車，車上都貼了同樣的競選標誌，插了同樣的小旗子。剛才，它們組成了一列參差的車隊，在半山的公路上盤旋，抵達每一個小村落，向雜貨店、家中、餐館裏的每個人揮手、問候，呼籲他們明天一定要投票，其中立法委員那一票一定要投給那個一直站在車座上、上半身探在車外向他們呼喊的候選人。

和那些在夜市、街頭掃票的都市裡競選截然不同，在這裏，握到每一雙手都代價高昂，居民們散亂在山中的不同角落。在大部分時間裏，循環播放的競選車只是對山林與空谷喊話。

在鄉公所的空地上，人們傾聽候選人的最後致辭。他們大多皮膚黝黑，說著發音有些彆扭的國語，他們是泰雅族人。致辭充滿感染力，泰雅語和國語夾雜，候選人提到了原住民的自決與尊嚴，尚未到來的歷史正義，許諾說要建設環保、富饒的家鄉，讓那些被迫在都市打工的青年人，安心的回到家鄉。致辭的最後，照例一起歡呼「凍蒜」。

「你們大陸要搞這個，還不太容易呀」，站在我旁邊的一位中年人說。他去過中國大陸兩次，被它的規模和人口嚇了一跳。他也讚歎北京的樓真高、馬路真寬，除去故宮與長城，他也去過鳥巢—它是一個強大中國的新象徵。不過，在這個強大中國，你不能選出自己的代表，不能隨便批評政府。這是我在台灣的很多地方感受到的情緒，中國贏得所有的國際關注、擁有令人生畏的影響力，但民主政治變成了台灣人最重要的身分認同。

像其他族群原住民一樣，泰雅族人會憤怒於自己的不公遭遇。當他們聽到一些南部人聲稱「我們才是台灣人」，或感慨「四百年來的台灣」時，會表現出嘲弄式的不屑。是啊，他們才是台灣最初的主人，是過唐山的漢人們把他們驅逐進了山中，一九四九年的外省人又壓抑了閩南人。

民主化的過程，也是社會所有力量衝破壓抑，釋放活力，追尋自身的身分與權利的過程。在威權時代，這些個人與群體的欲望與力量都被迫沉睡起來。

衝破壓抑的過程，也往往是個喧鬧、雜亂、甚至偏狹的過程。人們太執著於自己被壓抑的記憶與情感，太過選擇性的記憶，而忘了別人的感受。閩南人憤怒於外省人，卻忘記了他們對客家人與原住民的傷害，而泰雅族人不滿於漢人的壓迫，卻很少提及他們對於賽夏族的兇狠。人們想像出一個共同、穩固的記憶，而增強此刻的身分與力量。

在各種力量與情感的綻放之後，是相互的衝撞，而在衝撞的過程中，人們尋找邊界、相互妥協。

在這半山腰的鄉公所，我感到這種妥協精神的成果。當這位泰雅男子向我這樣談到中國大陸時，也意味著一種台灣身分的確認，民主是它的核心。原住民、荷蘭人、鄭成功、日本人、國民黨、閩南人、客家人、美國影響，這些混雜的經驗已逐漸凝聚成一個共同的台灣經驗。而民主政治為這種混雜提供了舞台、粘合劑與身分標籤。歷史與傳統並不僅是身分的認同唯一來源，身分認同也同樣可以建立於對未來的期待、建立於新創造出的政治與社會制度。

每個國家與地區，都不僅意味著山川、人口、歷史、風俗、城市與鄉村，它也是一種理念。於是，德國音樂家舒伯特曾宣稱，在美國，十三扇「金色的大門向不容異說和專制政治的受害者們敞開著」，而歷史學家拉馬錢德拉．古哈說，印度是「世界上最大民主國家」。在台灣，我們正目睹著如此壓縮式的記憶與歷史，如此不同的人群，如何在這麼短時間內達成和解，從仇恨、撕裂到融合。在某種意義上，台灣經驗被明顯低估了。

（作者為北京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