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名台灣女學生在日本被殺害事件，現在新聞焦點好像轉到張志揚和他家人身上，媒體赴日本追蹤新聞，在台灣也追著相關人的家屬想要探問究竟。整件事情是令三個家庭破碎、三方家屬心痛的大悲劇，而媒體報導的密度太高，令導演吳念真呼籲，面對失去子女而哭泣著的父親，媒體「不能什麼都不要問嗎」，貼文在短時間內有巨量轉貼和回應。確實，這樣的悲劇，加上像吳念真這樣的疑問，都令人無言以對。

台灣媒體的生態，已經變成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有人責備媒體冷血，甚至指為社會亂源。不久前北韓領導人去世的新聞背景下，有電視主播換上韓服現場「表演」，才遭人痛罵，這次又見媒體受到批評。媒體通常以民眾「知的權利」為理由，但事實上，不管是觀眾的偷窺和噬血心態，或媒體聲稱的「職責所在」，恐怕都是欠缺同理心的表現。

台灣人很在意自己受到別人的待遇是否公平，源自於悲情心理，但卻不容易理解或體諒別人的處境，也不太願意為公共事務付出力氣。電視新聞裡高比例地報導消費者糾紛、鄰居之間吵架、旅客抱怨被旅行社或航空公司欺負一類的瑣事。作家胡晴舫今天在聯合報寫的「受害者社會」，談了很多到處都是失望的控訴、不客氣的嗆聲的現象，「我們耽溺創傷，表達不滿，卻無人想要治癒這個社會。人人爭當受害者，結果就是一個無人願意負責的社會」。相當程度上，張志揚悲劇雖有諸多謎團永遠無解，但當事人選擇同歸於盡的手段，其中恐怕也有很深的自認創傷的情結。

隨著一個悲劇事件，揭開很多社會現象和背後的問題，也反映了我們文化中的某些潛規則和集體性格。現在選舉季節中，各候選人都在訴求建立更公平的制度，以及未來的改變及改革。但追根究柢，台灣需要建構一個社會環境，鼓勵人性中相互扶持的力量能發揮出來，並且盡量節制相互詆譭、對立毀滅的惡質因素，不要讓社會的優點被繼續內耗或自相抵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