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偉大的藝術都在政權框架之外發生，甚至，根本在主流圈子的品味之外。傅柯曾說，他喜愛的小說很少寫進法國文學史。

二億《夢想家》爭議，讓藝文界團結連署，一舉澆滅政府的文化煙火，可喜可賀。同時，暴露出文創在台灣以最快速度淪落成某種專門承包政府文化工程的產業，再度引起政府如何補助藝文界的討論。

藝術永遠站在權力的對立面，藝術家期待政府補助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通常只有政治極權社會（尤其廿世紀出現的共產國家）最喜歡文化部，高舉文化大旗，灌輸意識形態，修剪文化歧見，讓藝術失去思想的殺傷力，用國家名義豢養特定的文化團體、藝術家、作家，誰不聽話就餓死他，打入大牢。

所有社會自由的根源皆來自文化的想像力。由政府以及特定圈子拿國家資源扶植他們個人認可的文化對象，為什麼要給任何人這麼大的權力？

美國六○年代討論政府為何需要補助藝術，包墨爾（Baumol）與包溫（Bowen）兩名學者當時提出「成本病」（Cost Disease），因為表演藝術缺乏經濟生產力增長，「在表演藝術世界裡，危機顯然是一種生活方式」。然而，隨著數位技術發達，城市人口根基拓寬，表演藝術的成本與利潤出現了變化，譬如電影製作成本明顯降低很多，機動性強的小劇場與小樂團，更容易在城市角落尋獲自己的觀眾。

即使在台灣藝文界最羨慕的法國，文化補助仍常引爭議，預算掐在文化官僚手上，最後變成依賴關係網路、利用遊說影響分配，往往只有名氣大的計畫或團體才能得到資源。尤其法國迄今文化階級觀念深重，巴黎長期獨占最大文化預算，遭外省詬病已久，遑論少數族群。

諷刺的是，當代法國最具影響力的兩項藝術成就，印象派繪畫以及新浪潮電影，都在主流系統之外自行發芽繁茂。十九世紀末印象派誕生時，依賴私人收藏家買畫，備受學院派嘲弄漠視，迄今也還被塞在奧塞美術館三樓的畸零空間，而非掛在宏偉大廳。新浪潮電影也是靠一群體制外的年輕人，獨立金主贊助，預算極低，發展出一片欣欣向榮的作者電影潮。九○年代法國採保護政策，結果電影工業反倒一蹶不振，黃金時期宣告結束。

底線是政府不該涉入文化生產，真正的文化推手仍是市場。政府應是文化保護者、文化環境的創造者，透過產業政策，提出減稅方案（小劇場票房不課稅、企業贊助可減稅、機構低稅收藏藝術等），鼓勵社會各處自發撫育自己喜愛的文化藝術，培養無數大大小小品味衝突並存的藝文園丁，而不是政府自命獨裁園丁，挑選花種，統一花圃。

市場規模過小，是台灣藝文界永遠的痛。創作時常漫長，作品推出後的經濟效益不成正比，且不信任市場品味，因此許多藝文人士希望得到政府贊助，以延續自己的創作。可憐的是，不論藝術多麼崇高，創作這一行的本質卻跟開麵攤沒什麼兩樣。沒有人應該保證你的商業成果。我們不能想像一個強調古法揉麵的麵攤老闆，要求政府長期贊助他的手藝跟店面，我們藝文創作者也該學會承擔自己的市場風險。市場過小既是原罪，如何跨出台灣，擴大市場規模，才是台灣藝文界需要積極思考的課題。

莎士比亞當年是商業劇場龍頭，巴爾札克以為自己寫的是大眾小說。所謂的經典，就是涵蓋了各個時代的讀者口味。時光，無非也是另一種市場的鍛鍊。

（作者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