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社論】

深圳鴻海富士康駭人的連十三跳，掀起沿海地區一片加薪潮，隨著漣漪一波波擴大，整個中國大陸都捲入其中。但這並不是結束，而只是開始。

乘著加薪潮愈來愈強的後勢，各地紛紛爆出罷工潮，要求雇主改善工作條件；北京政府藉機推出集體協商機制，要求各競爭性企業內部涉及勞工的重大決策，必須透過勞雇各半代表組成的機制進行協商；顯然中共正從各個角度致力於調整勞資之間的重分配，俾使基層勞工可以享受更多的成長果實。更具體而明確的政策，是在明年實施的「十二‧五計畫」，已將「收入分配改革」做為重點之一，明白宣示將調高競爭性企業的薪資水準每年十五％，五年之內達到工資倍增的目的。可能採取的手段則包括：各地的基本工資逐年調升，企業內部集體協商；或者如富士康事件，運用公權力直接或間接的介入，推升工資大幅上調。

中國大陸目前存在一個極大的矛盾，且隨著經濟的成長與繁榮而日趨尖銳。大陸的市場經濟高速成長二十年，其實是借來的時間，二十年前即由經濟改革總設計師鄧小平定調為「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理由是，走向社會主義之前，經濟實力必須發展到一定水準，才有條件走向分配財富。如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似已成功達臻，但是否已至漸次實現「社會主義」的時刻？

識得這個質疑，近來發生的種種圍繞薪資與分配的一連串大事，便立刻得到解答。然而，中共建政前三十年的主要錯誤之一，就是用政府的權力主持生產及分配，現在難道要走回頭路？如果中國大陸能在成長的軌道上站穩腳步，讓市場經濟更加成熟而有效，一邊設法保持經濟的競爭力，一邊則在人民自主、自願的情況下，逐步漸進地將部分所得透過累進所得稅等手段，運用於提升全民福祉上，相信人人都樂見其成。但是，如果悍然不顧市場規律，也完全無視於大陸產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條件，只注重於國境之內的「宏觀調控」，以公權力與被操控的輿論，強行重分配國民所得，這會不會破壞了所謂的「市場經濟」的生態？

中共當局如今想走回「國進民退」、以「看得見的手」干涉所得分配，主要原因是：一、想要安定貧富失衡的社會；二、藉此鞏固政治統治。但是，以市場經濟發展生產，以民主政治照顧分配，這是資本主義在民主體制得以平衡的主因。因為，在資本主義中，勞工是弱勢；但在民主政治中，居多數的受雇者則是強勢。市場經濟及民主政治二者長期交互作用，於是可能出現平衡。這是解釋北歐中產階級在市場經濟與民主體制上所以能建立「福利國家」的原因。有人說，「民主」是政治體制，「社會主義」則是政策，就是這個道理。這也正是包括趙紫陽在內的大陸人士感知，為何世界上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社會福利往往比共產國家好的原因。所以，中共欲以專政權力來處理分配問題，會不會最後竟毀了市場經濟，因而也就失去了財富分配的憑藉，這不但是一個必須考慮的經濟風險，其實最後也會牽動政治風險。

因而，自覺所得分配太過不公、貧富差距太過懸殊的北京當局，的確應該關切基層勞工、改善收入分配；但是，應行之以其道，除了須再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借些時間，讓市場機制更加成熟穩固、競爭力有效向上提升外，透過勞資之間的民主協調機制，漸漸推進至社會層面的民主政治，使發言權漸獲伸張的勞工逐漸形成中產階級，如此始能使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同獲解決。畢竟，北京當局的優勢，是可以憑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生產；但是，恐卻不宜回頭再以專政手段干預分配。

中共若欲實現「社會主義」或「福利國家」，就必須以市場經濟發展生產，以民主政治照顧分配及社會福利；這應是最佳的政經協調，何況「民主政治」本身即是一種無可取代的「國民福利」。倘若不此之圖，太過迷信以專政權力去干涉分配；這非但是經濟的風險，更是政治的倒退與危機，恐非長治久安之計。